这一事态不仅出现在近代的道德观之中，也出现在这些价值观之理论上的世界观[5]和科学之中。这种情况的结果是：近代道德可与同时代的“科学”相关而且一致，甚至被“科学”事实和理论掩盖，在这一知识观念的范围内得到“证实”，即使这种“知识”观念本身——可惜——基于怨恨评价。一种理论就这样在支持一种实践，而实践本身就是该理论的源泉！
这整个过程基本上是统一的、具体的；现在，我们从这一全过程的道德与实践方面开始探讨。
在种种本质价值（Wesenswerten）中，有两种属于中间价值领域；在这两种本质中，必有一种明证地优于另一种：这便是有用价值和生命价值。我们也可以说：“维持”的价值和“展开”的价值；“适应”的价值和“获取”的价值；“工具”价值和“器官”价值。[6]
这一优势在于这两种价值的本质。有用价值由生命价值奠定基础，就是说，只有生命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了，有用价值才可感受到。每一有用价值都是“对”一种生物“有用的”价值。倘若某种“善”具有令感官惬意的价值，而实现这一“善”同一种可支配的原因有关系，则具有这一关系的事物便是“有用的”。对一惬意物的感觉不仅以某一精神的本质为条件，而且仅以一种特定的精神为条件：这种精神由生命的某种形式和组织而显出活力，生命组织本身又体现为某一生命价值的整体。这一生命价值并不依赖于惬意事物的价值类别，因为减少生命价值的行为和事物也可能是“惬意的”。[7]